来自 三农问题 2019-11-24 16:19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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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公园为关键,学术研究研讨会在校进行

2016年9月25日,青海可可西里无人区宁静美丽的风光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国家公园保护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科学门类—公园科学,是在自然、人文、经济等多学科研究基础上以保护管理为目标的科学领域,有条件的大学设立相应的院系,培育国家公园保护管理专业人才,这是中国保护地走向科学管理、持续管理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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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建立中国荒野保护制度
荒野是中华文明的自然本底,是原真性最高的国家自然遗产,是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中最具生态价值的精华,是最美丽的中国陆地和海洋区域,具有生态、社会、文化、精神、审美、经济等多重价值,能够提供经济、社会和城乡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生态系统服务,也是应对生物多样性危机和气候变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为此,笔者建议将荒野纳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框架中,以国家公园为契机,建立中国荒野保护制度。具体可以采取以下四项具体行动:
第一,在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立法过程中,充分研究和认识荒野的价值,赋予荒野在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中的核心地位。对于自然科学领域,荒野的主要价值在于生态价值,即从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应对气候变化等角度来建构。此外,荒野还有精神、审美、伦理、文化、休憩等价值,特别是对于塑造人的美德、确保精神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实践中,应鼓励开展荒野游憩与体验活动,在不损害荒野价值的前提下,强调“无痕山林”的户外游憩理念,激发公众对荒野的欣赏,获取公众对于荒野保护的支持。
第二,在国家公园功能分区(管理政策分区)中划定“荒野保护区”,将国家公园最为核心、精华的区域以荒野形式进行管理,实现科学意义上的“最严格保护”,严格禁止任何种类的人工设施建设,同时促进当地社区参与荒野保护并从中受益。
第三,研究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覆盖荒野空间识别、边界划定以及保护、规划、管理、监测全过程的政策、规范与技术指南。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荒野保护地体系的建立不能另起炉灶,而应建立在主体功能区与生态功能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础性框架之内,通过法律政策层面认定荒野保护区,以达到系统性、永久性保护的目标。
第四,结合中国人口向城镇大规模集中的历史机遇,在中东部选择若干适宜片区进行“再荒野化”实验,探索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保护良性互动的可行路径,最终为我国人口密集地区提供大规模、持久性的生态系统服务保障。
(作者:杨锐,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曹越,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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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麋鹿群生活的黄海边缘湿地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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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荒野保护的起源和发展
人类诞生于荒野之中。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人与荒野的关系不断演变,荒野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发生变化。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长期以来将人迹罕至的荒野当作地球的伤疤,甚至是恶魔出没的不祥之地。但随着19世纪至20世纪浪漫主义与超验主义思潮的发展,经爱默生、梭罗、缪尔、利奥波德等美国思想家的推动,荒野价值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得到极高的认知和推广。在中国古代,人和自然的关系相对和谐,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山水文化,其中的山水精神、山水伦理观念、山水美学与朴素的山水自然保护实践,蕴含着中国荒野保护的本土思想与生态智慧。正如美国学者罗德里克·纳什曾指出的那样,“中国和日本的画家们赞美荒野要比西方的艺术家早1000年以上”。
现代荒野保护实践起源于美国,并逐渐向全球扩展,形成了日益壮大的国际荒野保护运动。美国早期的开疆拓土曾使荒野遭到极大破坏,随着19世纪末自然保护先锋的呼吁,美国出现了从征服荒野到保护荒野的思想转变,荒野保护实践随之兴起:1872年黄石国家公园建立;1924年美国国家林业局划定了美国第一个荒野区,并进一步颁布了荒野保护的部门规章;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荒野法》建立起美国国家荒野保护体系,使其成为美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后,经过50多年的发展,至今全美约5%的土地被认定为荒野区,由4个联邦土地管理机构共同管理。
美国之后,荒野保护的理念逐步向全球扩展,开始于1977年的世界荒野大会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IUCN于1994年将“荒野保护区”列为一种独立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在国际荒野保护运动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根据IUCN《荒野保护地管理指南》,截至2016年,世界上共有48个国家和地区通过法律认定了荒野保护区,23个国家和地区通过行政手段建立了荒野区或自然保护地中的荒野功能区。即使像欧洲这样荒野地存量很少的区域,近年来也开始重新认识荒野的价值。欧盟于2009年发布了荒野保护决议,呼吁成员国开展荒野保护实践,并开始探索重新野化自然。
在人类影响不断增强的时代,地球上的荒野地快速消失,荒野价值及其稀有性愈加凸显。在此背景中,荒野保护显得更加重要,在国家层面开展系统性的荒野保护成为大势所趋。

我校副校长吴志强、我校建筑城规院院长李振宇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吴校长说,如何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敬畏天地,开创我们新的生态文明,这是大家共同的历史使命。此次会议专门研讨国家公园,就是研讨研创扎根国土的最好体制,各专业同舟共济,向着生态文明集体进发,这也是本次大会在同济大学召开的目的和意义。李振宇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领导汇聚学院共商国是表示热烈欢迎,对学术民主、重视实践的学院精神做了生动风趣的讲解。 大会主题报告先后有7位嘉宾开讲。中国工程院院士孟兆祯先生做了题为《中国风景名胜区的特色》的报告,孟院士从美学、功能、目的、所有制等方面对比分析了美国国家公园和中国风景名胜区的差异性,提出中国风景名胜区体现天人合一宇宙观和文化总纲、科学和艺术、自然与人文的综合体,从来多古意,可以赋新诗,古为今用、继承发扬。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彭福伟副司长在《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进展与展望》的报告中分析了我国保护地存在的现实问题,概述了国家公园试点工作的组织与进展情况,强调国家公园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坚持资源的国家代表性、坚持全民公益性优先、坚持鼓励社会参与,整合完善保护地体系,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 国家林业局保护司张希武司长在《对中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几点认识》的报告中提出以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及有关生物物种资源作为首要管理目标是世界各国国家公园的共同特点,从起源、起点、起步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国家公园落地的要点,强调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5个关键问题,即坚持正确方向、完备立法有章可循、建立资金保障机制、构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顶层设计统一规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苏杨研究员报告是《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率先建成生态文明制度》,强调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必须放在生态文明体制建设的大局下统筹考虑,实现空间和体制的整合、实现保护方式的转变,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关键在“体制”,难点是“钱”和“权”。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欧阳志云徐卫华研究员,在《国家公园体系总体空间布局研究》报告中提出国家公园空间布局的4个原则:生态系统典型性、物种稀缺性、自然景观科学价值和生态系统服务,以森林、草地、湿地、荒漠生态系统优先区域为基础完成国家公园布局,兼顾物种多样性、自然景观及其他生态功能的特征和保护要求,考虑现有保护地的空间分布和人类活动的胁迫。 清华大学景观系主任杨锐教授的报告是《中国国家公园向何处去》,杨教授认为中国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公园,中国没有形成完整有效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国国家公园事业的推进要打破体制机制的弊端、突破固化利益的藩篱,建立国家公园价值共同体;未来国家公园体制改革中机构体制改革是核心和关键,必须走在最前面,才能保障改革的成功,必须建立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管理局;要防止国家公园变形变质:防止保护区简单转化国家公园,防止国家公园转化成旅游区,防止国家公园简单地理解为荒野区或无人区。 同济大学吴承照教授在题为《价值体系重构与国土保护管理模式转型》的报告中分析了中国与世界保护地管理的差距,认为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管理是世界保护地管理的主流,地方发展问题是保护地问题产生的根源,世界国家公园价值认知经历了四个阶段:自然与风景价值、精神与身份价值、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价值、健康和经济价值;国家公园价值具有多层、多元和多时性,必须重新建构中国保护地价值体系,在生态文明、社会发展、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国家战略下定位国家公园,建立保护、保存与传统延续三类保护地体系,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中心的绿色区域发展模式,实现生态保护与区域发展的有机统一,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生态保护效率问题,必须建立中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实行统一管理。国家公园不能替代自然保护区。 大会报告由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重点实验室主任达良俊教授主持,4位嘉宾分别做了精彩报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驻华代表朱春全教授《IUCN自然保护地管理分类标准与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思考》报告介绍了IUCN自然保护地的6大分类的特点,他认为我国建设国家公园将面临两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个是解决原住民和生态战略问题,第二个是当地政府的发展问题。 复旦大学王祥荣教授在《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助推国家公园绿色发展》的报告介绍了生物多样性的3重内涵,强调中国国家公园的绿色发展要以保育为先导,构建生态安全体系为宗旨,融入世界生态圈为导向。 清华大学王明远教授的报告《美国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法律制度介评——以美国国家公园管理为中心》分析了美国国家公园生物资源分享的相关法律制度,即对国外坚持合同机制,对国内在强调市场和合同机制的同时也强调政府监管。可以借鉴美国对国内生物遗传资源尤其是对国家公园资源的保护和惠益分享制度和经验,在资源保护、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之间寻找合适的平衡点。 湖北经济学院邓毅教授报告《国家公园资金机制国际案例比较与借鉴》提出必须明确国家公园为中央政府事权,建立以中央政府投入为主的国家公园资金机制,明确地方政府在国家公园管理中的事权,形成中央和地方合理的事权结构,按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划分各级政府支出范围,构建转移支付体系,科学测算试点区运行成本,处理好需要与可能的矛盾,引入新的以环境质量为依据的税收分成机制,加强国家公园自营收入的管理,加强国家公园慈善捐赠的管理,加强志愿者组织和管理。 大会报告之后,分别在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D1、D2、D3报告厅举行了3个平行的分论坛。3个分论坛议题分别是国家公园管理体制与机制、智慧公园与管理技术、管理规划与设计,分别由北京联合大学石金莲教授、上海园林科学与规划设计院张浪院长、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风景园林院李金路院长主持。 当天晚上的圆桌论坛在钟庭报告厅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苏杨研究员主持论坛,来自东部、中部、西部、学界、业界、官方等不同地区、领域代表共11位教授作为论坛嘉宾就目前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各抒己见,就国家公园管理模式、顶层设计、利益博弈、社区发展、政府权力、旅游发展、境外和本土经验等诸多方面展开了广泛地讨论。

2.中国荒野保护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从全球尺度的荒野地图看,中国现存荒野总面积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在中国,荒野程度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于西藏北部、新疆南部、青海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包括羌塘、阿尔金山、可可西里、塔克拉玛干沙漠、罗布泊等区域,其中西藏羌塘仍保存着大约30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中等程度与低程度的荒野地分布于全国各个省份,例如秦岭、神农架、滇西北、武夷山等。虽然中国中部与东部的荒野具有破碎化的特点,但受各种环境因素影响,它们比西部荒野具有更高的物种丰富度,并为周边的大量城市人口提供着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因此仍具有很高的保护价值。
占国土面积18%的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已经覆盖了很多高质量的荒野地区。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的荒野保护面临诸多挑战,主要包括城市和农业用地扩张、机动车道路与水库大坝等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不当的旅游活动、偷猎盗猎、采矿等。随着荒野地的减少,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也受到严重损害。
尽管存在诸多挑战,中国荒野保护也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在观念层面,生态文明建设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以及“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环境伦理观念,这与荒野保护所蕴含的“生态整体主义”紧密契合;在制度层面,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已经成为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这些都为荒野保护提供了适宜、适时的前提条件。

近日,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生态文明与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举行。会议围绕三大主题:国家公园的体制机制、多学科融合的管理技术、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规划方法,开展为期一天半的研讨,共有40个报告和1个圆桌论坛,来自官方、学界、业界和媒体的170多位相关人士出席了此次会议。北京林业大学孟兆祯院士、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彭福伟副司长、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张希武司长、清华大学景观系主任杨锐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苏杨研究员、中规院风景园林分院院长贾建中教授级高工、世界自然基金会代表王蕾研究员、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代表赵鹏、IUCN驻华代表朱春全研究员、保护地友好体系发起人中科院动物所副研究员解焱博士等嘉宾到会演讲。

江苏大丰自然保护区的野生麋鹿群 刘冉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第二天上午有6位专家分别在钟庭报告厅做了主题报告。同济大学景观学系韩锋教授《荒野、国家公园与保护区体系》报告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国家公园只是保护地体系的一个类别,它在中国保护地体系中的地位、份额值得思考。 山东大学海洋学院王亚民教授在报告《南海诸岛国家公园的建立——以西沙群岛为例》中谈到我国有300万平方千米海域,却没有岛屿和海洋类型的国家公园。他建议在西沙群岛设立国家公园,因为这里生态系统良好、生物多样性丰富,有独立的地形地貌;有利于宣誓主权与保护海洋,且产权单一,便于管理。 TNC中国副首席代表赵鹏在《从社会的视角看中国国家公园》的报告中从社会视角切入,认为国家公园应当作为“政治任务”落实,数量可在30-70个之间,布局应综合考虑现有自然保护地体系、地方经济、土地权属和社区等问题。其管理应该以考核保护成效为导向,处理好国家、地方、社区、公众方利益,并做好国家公园产品,分赚钱与不赚钱模式。CAP是一个较好的应用于保护地生态系统监测与保护管理的工具。 昆明林业勘察设计院高工王梦君报告题为《国家公园功能区划及指标体系探讨》,报告以云南等省国家公园建设实践为基础,介绍了所采用的国家公园4大功能区划的原则及依据、方法与技术、指标体系、区划流程和管理建议。 中科院动物所副研究员解焱《国家公园的定位》报告强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必须提升到人类生存基本条件的地位,自然保护地是国家的生态安全底线,提出“环境是否健康的最好标志什么”的科学命题,国家公园是通过大范围管理为人民和后代福祉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最关键的区域。建议我国保护地可分为4类即严格保护类、栖息地/物种保护类、自然展示类和限制利用类。将国家公园发展成为大范围保护的一种重要手段,用国家公园带动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的保护和协调发展,积极用生物多样性来度量生态保护相关工作的成效。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风景分院贾建中院长的报告《国际视野中国特色——建立中国国家公园体制思考》,总结了我国三位一体的保护地体系及风景名胜区过去三十多年实践的显著成效。认为风景名胜区在设立目的、法定地位、资源国家代表性等诸多方面与国家公园有共性。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为依托创立国家公园有明显优势。 大会主题报告后,同济大学吴承照教授在闭幕式上做了总结发言和未来展望。 回顾国家公园近15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普遍规律,就是她的出现一定是这个国家生态环境面临困境的时候,一定是这个国家生态资源被大面积破坏的时候,上帝派她下凡来拯救这个国家拯救我们的地球。今天中国开始推行国家公园体制,同样也是这个问题,今天这么多学科专家聚集一起,是因为都在思考共同问题而走到一起,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生态和民族自身问题---环境、食物、水、精神、健康、栖居问题而相聚在这里,时代呼吁学科重组,时代逼迫我们重新定位自己,更新知识结构。 本次研讨会的特点是学科多、报告多、规格高、热情高、收获多,会议认为必须坚持正确的国家公园观,坚持三个一体化即自然与文化保护一体化、保护地体系一体化、保护地管理体制一体化,中国保护地目前面临4大问题:保护研究不深入、保护地分工不明确、保护责任与保护收益不对等不匹配、保护机制不健全。必须实施4大对策:一是加强国家公园核心价值与性质的深度研究,引导全社会建立科学的国家公园价值观;二是从国家生态安全、国民精神与健康安全的角度改革国土保护管理体制,建立结构合理、分工明确的国土保护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三是积极探索中国国家公园管理的市场化、社会化机制,建立多元资金投入与社会参与保护机制;四是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中心的绿色区域发展模式,发挥国家公园品牌与生态资本优势,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在区域层面形成保护与地方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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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定义,荒野(Wilderness)是指大面积自然原貌得到基本保留或只被轻微改变的区域,其中没有永久或明显的人类聚居点。由于目前地球上几乎已经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原始自然”或“纯粹自然”,因此在实践层面上,荒野是指人类开发程度和控制程度相对最低的自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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